這一次出走到台灣，讓我回憶起十多年前，獨個兒前往美國讀大學的日子。回想起當天剛下飛機、放下行李，便一馬當先的衝到湖畔大街上，去感受這個校園小鎮的脈搏。看著眼前不同的膚色與面孔，聽著人與大自然交集而成的背景樂章，呼吸著那屬於美國中西部獨有的清新氣色。眼前一切都是新鮮的，都牽引著我那渴望探索的心。
就像今天，我當日心懷著憧憬，心口一個勇字，走進未知。結果在接下來的四年間，遇上了一個又一個的不預期經歷。本來打算進商學院的我，對政治學產生了興趣，結果修讀了雙學位；在課堂外發掘了奇特的新興趣，學起了劍道和色士風；加入了幾乎只有美國學生參與的學生組織，第一身感受到美式House Party的狂野和他們的work hard play hard 精神；爬上過危地馬拉（Guatemala）的活火山和馬雅金字塔，漫步過在哈瓦那（Havana）感受著那被封塵的時光，也沉醉過在新奧爾良（New Orleans）Preservation Hall裡那令人無法忘懷的爵士樂旋律中。這些的一切美好回憶都彷如昨日。
和當天相比，最大的差別大概在於，或多或少我已經無法擁有當天的純粹。經過了多年工作的洗禮，和背負著照顧家庭的責任，始終無法像當天用爸媽的錢那樣瀟灑，那麼無後顧之憂。今天的內心總是有一股揮之不去的不安感與不踏實感。然而，沒有改變的是內裡那顆渴望探索的心，和那份敢於出走的勇氣。它們就像落在泥土裡的種子，而生活的種種就像冬雪。儘管冬雪會暫時把種子埋藏，但只要是你的真實，就無法消失。只要時候到了，養份足夠，在因緣俱足下，種子就會萌芽。
這剛好與我近日很喜歡研究的維京人歷史不謀而合。起初純粹為了打發時間，覺得反正這段歷史沒有看過；後來看多了，才發現自己迷上這段歷史的原因。我們往往容易被相近的事情所吸引，而維京歷史中根本就是一段有關「出走」的歷史。撇下主流歷史評價（暴力、野蠻、異教徒），單純一點去看，說穿了就是一群人，由斯堪的納維亞往週邊較繁華的世界出走。這跟五世紀的「日耳曼大遷徙」和公元前的「羅馬征服」，在本質上不存在著任何分別。唯一的差異只在於主客之分：先來者據地為「主」，把後來的「客」妖魔化，視他們為跟自己不同的野蠻人，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，自己不久前也曾是那出走的一群。
這些「出走」不但在歷史上時常出現，是歷史的常態，甚至可以說，正正是這些「出走」孕育了歷史。清教徒由歐洲大陸逃避逼害，走到美國尋找新世界，而當新世界開始變得像舊有世界後，他們又前往開發大西方。華北草原的遊牧民遷徙到黃河流域，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新「中華文明」，驅使本來的「漢人」多次南遷；到了明清二代，長江之南人口飽和，最終爆發「新移民」和「舊移民」之間的土客之爭，也促成了往台灣、香港和南洋的出走。
從歷史中可以輕易看見，我們每個人都埋藏著一顆「出走」的靈魂。面對社會中的規範與限制，有人會嘗試改變既有機制，於是帶來戰爭或革命；也有人會嘗試出走，離開族群規範去活出自己的個體性，在新世界建立新秩序，繼而為世界帶來影響和突變。活於新世界的不安感，將化成凝聚的力量，讓群眾連結成家族或同盟（同鄉會或廟宇群體就是最好的例子）。隨著族群的成長，規範與限制再次出現，於是又會滋養出下一批的「反抗者」和「出走者」，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循環。
「出走」很容易令人有種錯覺，認為必須放下一切，必須宏大。幾年前，我也曾經幻想過要來一次這樣的「出走」，要去環遊世界6年。但因為各種原因，這「非自己」的計劃最後擱置了。然而，過了這些年後，我發現「出走必須宏大」只是一個頭腦的小把戲，企圖透過把它艱巨化，讓我們三思，令我們卻步。我發現自己心中真正所渴望的出走，並非身體要往哪裡跑，而單純是一場拒絕接受既有框架的探索旅程。
就像這一次出走，我真正想尋找的是一個生活與工作可以完美結合的可能性。城市人大多會說，這是不可能的，說到若喜歡的事情變成收入來源便會有所犧牲，兩者無法兼得，所以最好還是乖乖努力工作，然後在工餘的時候去做自己喜歡的事。然而，我拒絕未經過親身嘗試，便輕易相信這些所謂的定律，接受這些「未經考驗的真理」。
生活在凡事都追求效率的城市中，我們容易不自覺地，跟隨著一些彷似唯一答案的生活模式。而「出走」的心，正正是一種態度，一種「不滿足於標準答案」（not settle for an easy answer）的態度。你無須翻過千山萬水，也不用舉家移民，甚至不必強逼自己改變現在的生活；你只須好好在生命旅程中，盡情探索每一個你有力量探索的可能性，不要過早屈服於社會告知的規範與「不可能」。
獨立於社會的規條，去好好活出自己認為對的事。我想大概這就是「出走」的精神。
你又會否想在你的人生中好好勇敢出走一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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